主题：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也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谓坏人，不过是他身上的魔鬼属性比较多一些而已，恶贯满盈如希特勒，他的第一声啼哭恐也不是狼吼。

相比之下，我们的先人们不乏目光独到者，司马迁不因为韩信后来谋反而把他打入“另册”，《史记》因之生辉，有识者加以称好，看来，是该到了走出“误区”，突破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传闻其国居大岛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老先生在一首题为《日本刀歌》的诗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并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有相当多的中国大众怀着对欧阳修的崇拜，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阿Q心态”，把“传闻”当成了信史，认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开国君主是秦朝时的中国人徐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徐福，一作徐巿，乃是秦始皇时代一个有名的方士。《辞海》上说他“字君房，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人，为迎合秦始皇的迷信长生，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的徐福去了哪里了呢?

有人说他去了日本。

这种说法可信吗?

徐福并非“一去不返”

五代十国时，有一日本僧人名叫弘顺，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徐福不仅没有一去不返，而且还回来向秦始皇搞了个伪辞。徐福弄这个“鬼画符”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人、财、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

一心以为可以借助寻访仙人达到长生不老之目的，秦始皇可能被“仙”气熏昏了头，真的给了徐福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及百工匠人，让他把这些人、财、物作为礼品献给“海中之神”。于是，徐福再一次出海远行。

一些富有想像力的人由此推断，徐福这一次出海是到了东瀛日本。

实际情况如何呢?

“平原、广泽”、“澶州”就是日本吗

徐福第二次出海到了哪里?

这是一个饶富趣味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认为徐是到了一个大平原上，在那里称起王来。

这个“平原广泽”在何处?香港学者卫挺生认为就是日本的本州。

《后汉书·东夷传》在“倭”国一条之后有这样一段记载：“会稽海外有东澶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

去澶洲该怎么走呢?

《后汉书·东夷传》接着写道：“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从《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徐福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时称“倭”国)，他到的是“澶洲”。

“澶州”在什么地方呢?

《辞海》“澶州”的解释是：“州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黎、魏等州置，因澶渊而得名。贞观初废，大历中复置。治所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辖境相当今河南清丰及濮阳东北、范县西北各一部分地。五代晋移治濮阳。宋崇宁时升为开德府。金复为澶州。……北宋景德初宋辽会盟于此，因澶州亦名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

很明显，这不是《后汉书》中所说的那个澶洲。

此澶州虽非彼澶洲，但彼澶洲也非日本(倭国)。

《宋史·外国传》：“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南至海，东北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自后汉始朝贡。”

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徐福到过日本。

既然历朝历代的史书(正史)在提到日本时没有一处提及它与徐福有什么关系，那么，说徐福到过日本，甚至还是日本的开国之君神武天皇，恐怕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徐福没去日本，他“出国”后到了哪里了呢?

正史上最后的记载是澶洲，这个澶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是后来的澶渊附近的澶州，它的方位，《后汉书》上说在会稽东冶县东海内，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有人说，会稽即今天浙江绍兴，东冶县却在福建福州，二者远隔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否定《后汉书》的说法。

这种否定未免有些过于轻率。

“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有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看了这段话后，断言：这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因为《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孔子死后334年司马迁才出生，一个三百多年前就去世的人不可能读到三百多年后才写成的书。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因为“孔子读《史记》”这段话恰恰是司马迁说的。

怎么回事，莫不是司马迁昏了头?非也，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相信你头脑中一定存有“司马迁创作了《史记》这本书”这个误区——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作者是司马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司马迁职事史官，根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资料，加上自己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的实地见闻，联缀成书。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对战国、秦、西汉初史事记载尤详。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载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种史书之典范。

这部史书的名称一开始时究竟叫什么?

“太史公书”叫了近千年

有一本文化学知识百科全书在谈到《史记》书名沿革时有这样一段话：“《史记》本无书名。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司马迁所取得的成就，遂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但这仅仅表明它是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也只写了《太史公百三十篇》。那么，‘史记’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与司马迁同代或后代的一些学者在引用这部著作时，常嫌《太史公百三十篇》这个书名过繁，常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就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这种称呼大约是在三国魏以后的事了。”

这一段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比司马迁差不多大了近二十岁，司马迁年近五十时才开始史书创作，待他写完这部史书时，东方朔已经谢世，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朔看后非常钦佩”一说，说“《史记》本无书名”，似乎也不很准确，因为司马迁在写完该书之后曾有自序，说他自己为“太史公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明确地给自己这部书取名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中的“太史公”乃是对“太史令”的尊称。从西周、春秋时代起，人们把执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职务的官员称为“太史”。到了秦、汉时代，专设太史令一职，但官位较以前略低。魏晋以后，修史职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推算历法。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经官拜太史令，此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撰有《论六家之要指》，推崇汉初黄老之学，总结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派学说，认为道家综合各派之所长，应为诸家之首。他曾经根据《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开始史书创作，其子司马迁在他的创作基础上才完成那部“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为了纪念乃父，也为了向时人和后世的读者声明自己并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司马迁特意用了《太史公书》来称呼自己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这个名字初看起来像是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意味深长。

我们知道“太史”、“太史令”是官名，“太史公”则是人们对担任“太史”或“太史令”官职者的尊称，古人向有尊人谦己的美德，断无自称“太史公”之理。

司马迁如此地“自尊”，除了可以解释成为纪念乃父之外，还可以令一般读者悟到此书的“官修”性质。(不妨细细咀嚼!)

书成时间为公元656年，该书经籍志记古今图书存佚及其源流，创立四部分类法，对后世目录学有深远影响。

《隋书·经籍志》上有这样一段话：“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

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在官修史书中出现，正式确立了《史记》的名称，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相隔了将近一千年之后，司马迁才为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争”来了一个正式的名称，我们倘若忽略了这一点，武断地告诉别人，司马迁写了一部当时就题名为《史记》的书，那就犯了以今断古的错误，同时也无从窥见史学前辈如司马迁等人进行史学创作时所经历的万苦千辛。

接着又有故事说，汉元帝答应王昭君和番去匈奴，亲自摆御驾送至灞桥。昭君洒泪而别，到了汉、匈边界举酒南望浇奠，然后投江而死，汉元帝梦念昭君，听到孤雁凄楚的叫声，惊醒一帘幽梦——这个故事到了元代被“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写成一曲剧，题名《汉宫秋》，全称《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甚广。

至于唐诗、宋词中以昭君出塞和亲为题的作品那就更多了。

太宗皇帝李世民曾有诗咏其人其事云：“半月无双形，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香满翠帷。始弹风乡急，缓曲钏声迟。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笔下，王昭君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女子，而且是一个不惜殉身，宁死不肯跨出国门一步的人。

这恐怕只是出于后人的一种浪漫的想像，至少在正史记载中的王昭君并不是如此。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接着听一听司马光是怎么说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中在提到汉元帝把王昭君赐给匈奴单于之后，并没有接着叙述王昭君的命运，而是插了一段边塞防务的论述。这段话看似闲笔，实际上则与王昭君出嫁匈奴有关，转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