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但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是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智谋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戏剧舞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中，他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反思传统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接触权术、研究权术。

历代对于权术的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其一，权术是政治无道的产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则权术不行；天下无道、沧海横流，则权术大行于世。特别是儒家学者，主张以仁义治国，所以基本上是反对权术的，对权谋、权术深致贬词。荀子就讲过：“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其二，权术是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外的权变措施，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当道德教化不可行之时，当礼仪废止、刑名无威之时，就可代之以权术。因此权术只是权宜之计，就像甲胄一样，只能在御寇时穿戴而不能常服。其三，行使权术必须符合封建政治的原则，有利于国家和社稷，“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唐孟氏注：《孙子兵法·计篇》。。如果佞人行使权术为身为家，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其四，法家则公开宣扬、鼓吹权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特别强调权术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的基本手段和方法，甚至公然主张使用卑劣的阴谋诡计。

何谓权术?权，本义是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杆为衡，秤锤为权，故把称量物体叫权衡。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事物不可以权，天可权，地可权，人可权。管子认为，时令是宇宙的权，财富是大地的权，威力是人的权，政令是君主的权《管子·山权数篇》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谁拥有了这些东西，谁就掌握了权，所以权又引申为权力。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对土地与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权。权的另一个含义是权变。《说文解字》曰：“反常曰权。”《春秋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公羊传》之“桓公十一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而采取的临时的机变措施，所以权又有变通之义。术即方法、谋略。由此我们就可以为权术下一个定义：权术就是为了获取、巩固政治权力所采取的谋略。“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冯用之：《权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不害语。“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冯梦龙：《增补智囊补》。这些议论表明，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屡被采用，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君主集权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单一化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力。君主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他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臣民。此外，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也缺乏纵向的分权机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服从的关系。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还表现在官吏的升迁上。历代王朝虽然都制定了关于官吏的任免、考课、奖惩的制度，但是，君主对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办事，仅凭一己之私欲和好恶。能得到君主之欢心者，可以获得超乎常规的擢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愿，哪怕没有过失，也会无端地被贬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科举考试，本该吴情得状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吴情的名字，心中顿然不快：“无情”怎么得状元!当时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一时兴起，遂点为状元。在封建社会中，像嘉靖皇帝这样不依法办事，凭一己之好恶，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正是这种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给那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极尽玩弄阴谋权术之能事，专门去讨皇帝的欢心，一旦得宠，便可抱紫握珠，跻身公卿。

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术分为君主驭臣之术、人臣事君之术、与国伐交之术、官场交接之术等几种类型。君主驭臣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的权术基本上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包括机构术、用人之术和阴谋权术三个方面。人臣事君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把人臣分为“六正”、“六邪”两类，共十二种。“六正”之臣：一曰圣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二曰良臣，“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三曰忠臣，“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四曰智臣，“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五曰贞臣，“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曰直臣，“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而言主之过失”。“六邪”之臣：一曰具臣，“安官贪禄，不务公事，

与代浮沉，左右观望”；二曰谀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三曰奸臣，“内实险谲，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四曰谗臣，“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五曰贼臣，“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六曰亡国之臣，“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他认为，人臣事君，应当行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这样就可以“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贞观政要·择官》。。本书就包含了这“六正”、“六邪”之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条件下的事君之道。中国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列国分裂的时期，各国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斗争。其间权术的运用也异彩纷呈，使人眼花缭乱。另外，本书也精选了两个民国政治风云人物的权术运用章节，一并呈读者。至于官场交接之术，本书著者再三考虑，决定不纳入写作的范围，其原因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古代把同朝为官者称做同僚或同寅。在古代许多官箴中都极力强调：“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宋)吕本中：《官箴》。相互之间应该和衷共济，输诚持正，以道义相勉；同寅相交要淡如水，不可过于亲昵，更不应该自立崖岸，贪竞猜疑。在几千年的官场之中，也确实有不少以国事民生为务的好官，他们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切愿望，力图干一番事业；他们注重名节和操守，不蝇营狗苟，清正廉洁，公忠体国。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权力的崇拜导致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逐权力。权力是获得财富的基础或首要条件，“以权力致富贵”，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另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约束权力的机制，无论是权力的获得还是权力的丢失、剥夺，都缺乏有效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场阴暗面要多于光明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势，他们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或设置陷阱，置人于死地；或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或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出卖人格，阿谀奉承，巴结投靠，摇尾乞怜，献媚邀宠，不惜吮痈舐痔，颂屁尝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权术的运用老辣、纯熟、精练而又极其丑陋，作者每每看到这些材料，都非常恶心，难于下笔。这些权术无任何价值可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腐臭的一堆垃圾。为了不污染读者的耳目，作者也就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了。

国君的权势可以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国君由世袭制继承而来的权势。在世袭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自然之势”并不是由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获得的，而是先天决定的。即使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甚至一个白痴，皆可由继承而登上国君的宝座，行使国君的权力。当然，一个平庸的国君所获得的这种“自然之势”很容易被权臣攘夺，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时国君的性命就难保了。因此，国君要有效地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不能简单地依靠这种“自然之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各种手法树立自己的权威，牢固地把握住权势，使臣下感到震慑，不得不服从你的统治。霍光废除昌邑王后，拥立汉武帝的曾孙、被废弃而流落民间的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已知道霍光的权势，初即位时，每每与霍光在一起，都感觉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汉宣帝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终于把“自然之势”变成了“人为之势”，最后剪除了霍氏势力。

国君对国家大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大事具有最高的决策权和最后的决断权。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国君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之大权于一身，君主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当然，君主独断不是说可以不听臣下的意见，不是说对事事都自作聪明。凡是自以为是的君主，看似能独断，但往往为奸佞之臣所利用，结果大权旁落还不知道。因此，国君要真正地控制国家大权，在治理国政时，首先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将臣下的意见加以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裁决，只有这样的“独断”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统治。如果君主在众臣的意见面前缺乏判断力，缺乏裁决的能力和决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自然就会权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绝纳谏，独断专行，当然也不能实行真正有效的统治。另外，在决断以前的“兼听”时，要深藏不露，不动声色，不能让臣下揣摩出自己的意向，这样才不会被臣下钻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