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路天使的美丽与哀愁：周璇

周璇，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被誉为“金嗓子”、“歌后”和“影后”。一代歌星、影星周璇的独特的艺术地位，在中国电影史和音乐史上几乎无人可以替代。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周璇在海内外电影观众和歌迷的心中，有着特殊的长久的魅力。她的一生美丽而哀愁，出生坎坷，自幼多艰，却天赋丽嗓，在舞台上和银幕上创造了一个个只能属于她的奇迹。

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属于她，也属于她的那个时代。

她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影戏，银屏上所演绎的就是她自己。

在很长的时期，她被人们所遗忘、忽略或者扭曲，然而，随着时秩推进、社会发展，她一种奇特的方式重新进入到现代生活。她在中国现代电影艺术史和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不或可缺的一席。在回顾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音乐时，她虽然会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贬低、歪曲，甚至是遗忘。在历史经历一个巧妙的转身后，人们发现，周璇就是一道门槛，只有迈过了她，你才有可能真正跨入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

贺绿汀

今年三月，我在湛江疗养，同时整理旧作和写回忆录。一位同志从上海来，带了一封周伟、常晶夫妇给我的信，得悉他们合写的《我的妈妈周璇》一书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我和周璇交往过程中那些难忘的往事。尽管已是早逝的历史陈迹，在我的记忆里却仍未褪色，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我认识周璇是在1935年，那时她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刚踏进电影圈子。在艺华公司出的少数几部所谓“软性片”中跑跑龙套，并不出名。不久，她就加入到左翼进步电影的行列中来了。开始是在许幸之导演的救亡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接着就在史东山根据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编并亲自执导的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中扮演县长千金，成了挑大梁的主要角色，可见她在艺术上的努力和进步之快。正巧这两部片子都是由我配乐，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她。

也许由于彼此的行当不同：她是演员，我是作曲。特别是在这两部片子的摄制过程中，我和她并没有工作上的直接联系——虽然《狂欢之夜》中那首钦差大臣、县长太太和县长千金唱的三重唱(也叫《狂欢之夜》)是我作的曲，而且周璇就是县长千金的扮演者，但是实际演唱的却是胡然、郎毓秀和黄友葵。她的音乐才能，并没有在片中得到施展、表现的机会；或者说，在这方面，我还对她缺乏了解，因此，最初的交往，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仅仅是相识而已。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她的音乐天赋和使人惊异的艺术才能，那是抗战前不久明星公司拍摄《马路天使》的时候。她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扮演歌女小红；我则担任该片的作曲。

当时，这部影片的导演袁牧之找了两首苏州民谣，一首叫《哭七七》，一首叫《知心客》，请田汉根据原来的调子重新填了词，拿来让我改编，作为片中的插曲，这就是后来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按照剧本的规定，正好它们都是由歌女小红唱的，于是我就直接和扮演这个角色的周璇打交道了。

我先把当时各个唱片公司灌制的这两首民谣的唱片收集拢来，反复地听，反复地进行比较研究；然后把各个民间歌手演唱的优点统统集中起来，对这两首民谣的旋律进行艺术上的加工，使之更为完整。同时在配器上也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是民乐队伴奏，却没有采取演员怎么唱，乐队就怎么跟的“大包腔”这种一般的写法，而是用了对位体来处理的。乐队伴奏谱完成之后，周璇便开始练唱，准备录音。

当时的电影插曲，一般都是先灌唱片，到拍戏的时候，再用这个唱片为演唱插曲的演员配音。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省点钱；二是当时的唱片公司都是外商开办的，技术设备比较好，他们灌的唱片，比摄影棚里的现场录音，质量上更有保证。《马路天使》的两首插曲，就是采取这种办法。

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她来找过我好几次。我要她好好学习，可以买架钢琴，自己学学，趁着年轻，多学点音乐知识；好像还送过一些曲谱给她。此中的具体细节就记不清楚了。过了不久，抗战爆发，我随演剧一队去了内地，她还是留在上海拍电影，音讯也从此中断。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了上海。那时，音专同学张昊住在新闸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间里，我和他挤住在一起，准备等交通接应去新四军。

这时的周璇已经拍过很多戏，还经常在广播里露面，是个名气很响的电影明星了。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消息的，一天，她突然来到张昊的亭子间里。一见面就对我说：“这个短命戏我不拍了!跟你走，到新四军去!”说得很恳切，也很坚决。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并不满意，向往新的生活和要求进步的心情是急迫的。这一切都很使我感动。但是考虑到她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社会上知道她，日本人也知道她。要是她一走，势必会惊动日本人，这样就对她很不利。再说我是秘密到上海来的，带她一起去新四军，过于招风，风险太大，很可能不仅她走不成，甚至连我也走不成。况且去新四军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一路上难保不出问题；即使到了那里，像她这样一个长期在大城市住惯了的名演员，也不见得能够适应那里的艰苦生活环境。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一到新四军，就碰上敌人的五月大扫荡，华中鲁艺死了很多入。魏鹤龄的侄子魏镇、许幸之的侄子许晴、作家邱东平等都在这次大扫荡中牺牲了，戏剧家邵帷也被捕了。我和许幸之因为陈毅同志事先作了安排，送到一个地主家“打埋伏”，才幸免遭难。可见当时的考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记得那次周璇提出要跟我到新四军去时，我是这样劝她的：“要是走，还是去香港。到了那里，可以找蔡楚生。上海电影界已经有不少进步人士在香港了，去那里比较好，不要在上海侍了。”她好像也还同意我的意见。后来果真去了香港，还拍过包括50年代初受到批判的《清宫秘史》在内的一些电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部片子，恐怕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坏戏。

解放后，我调到上海工作。隔了一年，周璇也从香港回来了，就住在华山路枕流公寓。那时候，我正忙得很，没有去找她。不久听说她发了精神病，要找她就更不容易。又过了几年，忽然传来噩耗：她生急病，死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我赶去向她的遗体告别，才见到她最后一面。然而这时她已经是死后无知了。哀哉!

有时候我在想：当年如果同意带她到新四军去，究竟是不是对她好?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是不敢妄测臆断。兴许她去了可能还好一点，不至于有后来的遭遇和结果。这件事，我始终是感到很遗憾的。另外，我对她的帮助很少。甚至她回到上海来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去找过她，直到她死后，才去看了她的遗体，这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和周璇交往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机会更少，但是她为人的老实，作风的正派，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确实是个本质很好的人。即使到了1941年，已经成了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她的衣着还是很朴素。我没有看见过她戴耳环，涂口红，画眉毛，不像那些红歌星，满身珠光宝气，脸上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令人可憎。在那个时候，能做到这样洁身自爱，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周璇的历史，我原来并不了解。前两年，上海编了一出以她为题材的沪剧，报上也连载了写她的传记小说，我都看了。才知道她出身清寒，身世悲惨，遭遇坎坷，尝够了旧社会的苦头，受尽了恶势力的折磨，连养父养母都不放过她，百般敲诈勒索，没完没了。一个弱女子，一位名演员，就这样好端端地被摧残，被断送了！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感愤系之!

——那年我才十四岁

周伟

1964年至1966年，我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其间，校长正是贺绿汀 老前辈的夫人姜瑞芝。1966年“文革”的第一年，我刚好从小学部毕业，也是全院500多名大中小学生中首个被告知因家庭政治问题而不得在本院继续升学的学子。但“文革”在继续；暑假后我们又陆续被学校召回，叫做“复课闹革命”。1967年“文革”第二年，记得是我刚满14岁生日后不久。一日上午9时许，个子高高且已成为造反派头头的瞿老师主持召开了批判走资派姜瑞芝校长的大会。会上，瞿老师还作了长篇批判发言，力陈姜校长的种种不是——不是便不是，是也不是了，说到激动之处还当众给了姜校长一拳，引起在场师生哗然。

接下来是别的代表发言；大会延续了一个多小时。11时许，姜校长被勒今先行退出大会，她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地从一楼会场往二楼办公室走去。大会已近尾声只见瞿老师又激动地站到了台前，挥臂高呼起“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口号；会场内群情激动，“打倒”声喊成一片。也就在这这时候，有几个同学冲动地从座位蹦起来，一边喊着“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口号，一边紧追姜校长而去。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同学手里还拎着一条带铁头的帆布腰带，即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仿制军用武装带。我一看不好，也赶了上去；但还是晚了一步。就在我的眼前，那铁头腰带向上一扬，就照姜校长的头顶砍了下去!姜校长这时刚刚进屋，才转过身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脑袋上就挨了重重一击!那同学还要再砍，我正好赶到，拦了下来。那同学很激动，一边喝斥着，一边又举起腰带要砍。我干脆一手拽住腰带，一手紧握他的手臂，令其锐气大减。这时，只见姜校长用手去捂刚才受到物体重击的部位——额头的右上方，还听到姜校长操着她浓浓的湖南家乡口音，喃喃地说道：“流血了、流血了……”血顺着姜校长的手指缝溢了出来，又顺着手掌背滴到了脸上和衣服上。姜校长本能地向前倾身，很快，地板上就积起了一小摊血；见血，我有些害怕，不禁打了个冷战。可我还是想知道流血的具体部位，伤有多重，就让姜校丧松开手，以便我低下头去察看。姜校长的头发很厚、很密，我只见头发上有血，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姜校长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掰开来，让我细找。终于找到了，在发髻线的内侧，一道挺长、挺深的口子，血顺着脉搏的跳动地向外冒着。

我对姜校长说：“伤得不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你还是先用手捂着吧!”那位挥动铁头腰带的同学也看见了血，他是否就此住手跑开去了，还是改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表达心中莫名的义愤，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依然清晰可记的是，后面喊打的同学们接踵而至，他们一靠近姜校长就报以拳脚，我尽力设法遮挡，浑身上下也挨了不少打。姜校长直到背靠到了墙边的文件柜后，方才站住。我顺势用手掌支撑着柜子。至此，姜校长除左右两侧还不时会受到袭击之外，其他部位都已经被我和她身后的柜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了。也幸好姜校长只有一米五零的个头，而我那年已长到一米六九了，这使我对她的这种保护格外有效，不过只有我一个人替姜校长左抵右挡，顾此失彼唉!忽然，我想起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这可是当年党中央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一喊，果然显灵，拳脚攻势顿时大大减弱。这时候，教过我的钢琴老师徐祖颐及时赶到，和我一起劝阻打人的同学。后来由我把同学们领出屋去，她留在办公室照顾姜校长。徐老师非常机智，当我拽着最后一个同学刚一离开，她就赶紧从屋里把门锁上了，我还记得徐老师的这一举动曾引起我的好奇：当年，许多人对于被打倒的对象唯恐避之不及，徐老师倒是有点特别，不怕与当了走资派的姜校长同处一室!就在屋门快要合上的那一霎那间，姜校长一面手捂着伤口，一面抬起头来；顺着门缝，我望见了她那惊异而又感激的一瞥。

的确，姜校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危难时刻，挺身救她的竟会是我——一个在“文革”前与她有过一次“过节”的调皮学生！

那还是我刚进附小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在宿舍里与一高年级毕业班的孟姓干部子弟下象棋，对方屡战屡败，于是开始悔棋，悔棋也输，结果恼羞成怒把棋子推倒，还打了我一记耳光，且打完就开溜——很没有格调。我还不了手，一气之下就冲进了对方住的宿舍，把他的蚊帐撕开好几道长长的口子。此案惊动了校方；可在具体处理时却很不公平。姜校长认为这一道道的口子不可能是用手撕开的。她闻讯赶来时，见我手中正在摆弄一把袖珍的工艺宝剑，就主观地认定是伐用这把小宝剑撕的，接着就把它没收了，并要求我向对方赔礼道歉(后来经班主任陈善蓉老师帮我说情，免了)和赔偿蚊帐，而对方打我耳光的事却只字不提了!这事让我当时的监护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之妻黄宗英长辈知道后，我向她陈述事实经过，结果她非但不像其他家长那样为子女据理力争，还要我把自己用的那顶蚊帐赔出去，她说：“我可没有钱给你买新的!”此后我住校三年期间，愣是没有蚊帐，任凭蚊子叮咬。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女人出卖了我!后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到我校招生，我申请报考，黄长辈知道后亲自跑到学校向校方告发：“周伟的生父唐棣是现行反革命、在押”、“我提醒学校，像这样的后代是否还应该再受到重点培养?”……我被黄长辈再次出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随时随地会被黄长辈出卖，只要她高兴，而且形式和内容多变，全凭她聪明的脑瓜灵活掌握，此为后话。当然，损坏东西要赔是对的。我开始只是出于生气去掀拉对方的帐子(方形蚊帐，处于垂放合闭状态)，没想到这帐子一点都经不起拉扯；原来这是一顶很陈旧的帐子，颜色早已发黄，纤维都已经脆了；我发现它很容易被撕开——既解气又好玩，就一连撕了好几道口子，有八九道吧，天地良心，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