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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07-08-02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 发表于2007-08-02
笔者不惮烦而写的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象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
“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
“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 发表于2007-08-02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 发表于2007-08-02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 发表于2007-08-02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 发表于2007-08-02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 发表于2007-08-02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 发表于2007-08-02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
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
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 发表于2007-08-02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鸠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鸠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