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我们刚到法国时，正是左、右派“共治”时期，掌管国防、外交的是右翼总统希拉克;政府总理是社会党领袖若斯潘，各部领导是清一色的左翼人士。总统与政府互相掣肘的事层出不穷。

尽管总统负责外交，但许多事是要政府去做的，如果哪位部长非要同总统南辕北辙不可，总统也奈何不了他(她)。这对我的工作来说，增加了难度。

各位部长对中国的态度也很不同。当时的教育科技部长阿莱格，是一位地质学家，曾与中国专家合作，多次到西藏考察，对中国比较了解，所以对发展两国教育和科技合作很积极。他在任期间，两国在这方面的交往很频繁。而环境部长就不一样了。我刚上任时，要拜会各部领导，以利于日后开展工作。我两次要求拜会环境部长，她都托词婉拒了，由于她对中国的偏见，我国的环保总局局长也无法访问法国。在她任期内，本来很有发展潜力的中、法环保领域的合作陷于停顿。

卫生部长贝纳特?库什纳本人是医生。早在1971年，他就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创建了“无疆界医生”组织，其宗旨是向战乱、受灾地区及无医疗条件的国家提供医疗方面的援助。多年来他们向八十多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20世纪90年代该组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这些智商很高的医生们受西方媒体片面宣传的影响太大，鼓吹西方民主及价值观念，对中国抱有很深的偏见。

库什纳在法国是有名的“人权斗士”，他从未访问过中国，但常常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大加指责，连法国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有右翼也有左翼)看了都摇头。我上任后基本上与他没有接触。

一天，《巴黎竞赛画报》的主编布齐邀请我和库什纳两人辩论人权问题，该杂志将于2002年第一季度的《中国专刊》中发表我们的辩论。

《巴黎竞赛画报》图文并茂，涉及题材广泛，是法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2001年该杂志与法国的华侨报纸《欧洲时报》达成了合作出版《中国专刊》的协议，于每年1月份出版，全部版面围绕中国这一主题。但它毕竟是一份在西方出版的杂志，必须适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有些文章不免有猎奇之嫌。尽管如此，专刊介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比较生动，同时也客观上显示了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人所享有的自由比西方媒体宣传的要广泛得多。

人们都说库什纳不好对付，我想他无非是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观点激进，对我们有所误解。我们在人权、西藏问题上的做法是光明磊落的，可以向他说清楚，至于他是否接受，是他的事。我并不指望在一个多小时内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我的目的是通过《巴黎竞赛画报》向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的另一种视角，供他们思考。

2002年还是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关键一年，12月就要表决了，当时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企图阻止中国胜出。通过法国有名的杂志系统地阐述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有助于上海申办世博会。

为了使辩论的气氛显得轻松一些，《巴黎竞赛画报》主编布齐特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1月21日，我应邀来到《巴黎竞赛画报》报社宴会厅。我和库什纳边吃边谈，布齐也不断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一些问题。在餐桌旁，派了两名速记员记录谈话。

库什纳不愧为一位“彬彬有礼”的君子。面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他认为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没有进步。他同意我说的发展权、生存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但他认为最根本的是政治权，而政治权主要体现在多党制上。

库什纳振振有词，但他的弱点是从未去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是第二手的，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他又自以为掌握了真实材料，颇有“包打天下”的架式。对这样的人，只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对付。

我从双方对人权看法的异同着手，首先承认人权的价值观有普遍性，以纠正西方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即中国是不承认有人权的。谈了这一点后，库什纳表示赞同。然后，我进一步指出，改善人权状况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同过去相比，究竟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改善了，还是倒退了?

我以法国为例，反问他：“你们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提出‘自由、平等、博爱’，那时法国人真有自由、平等、博爱吗?就说您不断提及的选举权吧，当时谁有选举权?只有有钱的纳税人有选举权！后来很长时间中，只有男性公民有选举权。你们是什么时候给妇女以选举权的?1945年，在法国大革命156年之后！而且是男人来决定妇女是否应该有选举权。法国历史上对人权的践踏不乏其例：贩卖黑奴、殖民战争、镇压工人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诩其人权纪录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你们人权状况的改善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此，库什纳不得不点头赞成。但他还说，中国缺乏政治民主，应该给人民以法律保障。

我阐述了我们对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关系的看法。我说，人权应是全面的，有政治权利，也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缺一不可，就站不住脚。我用了法语中的一个习惯用语，意为“瘸腿”，在场的使馆新闻参赞李佩芬笑了。原来那天库什纳是拄着拐杖来的，不久前他在山上滑雪时，一条腿摔坏了，还未痊愈，走路一瘸一瘸的。法国人佩服我的幽默感，其实我不是有意的。

午餐结束时，我对库什纳说：“我们，你们，以及新闻界，都应该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十天之后，《巴黎竞赛画报》中国专刊出现在巴黎各大报亭、报摊。杂志“编者的话”认为中国正在快速前进，也许不到50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法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由于两国文化上的差异，在人权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请中国驻法大使来谈人权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章最后说，“不了解中国，就不能了解世界”。

我与库什纳的谈话作为重点导读的文章，登在首页。按原来商定的计划，两人的谈话应占同等篇幅。后来编辑觉得库什纳的话不如我讲的有新意，对我“优待”了一下，我的话所占篇幅明显比他多。

中国专刊出版不久，我遇到的法国朋友都认为我讲得有道理，有的还打电话给我，祝贺我“战胜了库什纳”，对库什纳用词尖刻感到“羞愧”。他们说：“有些法国人太自以为是，好像自己的看法总是正确的。你说得对，我们法国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面临的问题也很多。”一位年轻华侨说：“我看了文章后特别高兴，没想到一个能言善辩的库什纳在中国大使面前无言对答了。”

有意思的是，傲慢的库什纳也对我尊敬有加。过去他对中国人有点“不屑一顾”，这次辩论后，在招待会上他看到我，就主动上前来打招呼，显得很愿意同我谈。他还对我说：“大使先生，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后来国内有卫生部的代表团来，我只需打个电话，提出要求，他肯定同意会见。通过辩论，双方增进了了解，我们成了朋友，真是“不打不成交”。

我们的一位法国部长朋友要结婚了，他盛情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宴。

法国朋友结婚，我们应做什么表示?结婚礼品送什么?怎么送?对中国的婚俗我们还有所了解，但法国的婚俗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必须了解一下才行，因为婚俗体现了各国的文化传统，“入乡随俗”，这方面得十分小心才行，否则，做得不得体，对方不高兴，自己还不知道。

在现代中国，出席婚宴一般是送一个装有人民币的红纸袋，听说数量也是“随行就市”，虽然这种做法有点“俗”，但不啻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人人都送花被面要实用得多。

在法国，只能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行事。也许为了避免礼品的重复，造成浪费，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的百货公司想出了一个促销的好点子：为即将结婚的夫妇专门开设一个礼品部，新郎新娘可到那里选择自己想要的物品，开一个礼品单。他们的亲朋好友若想送礼的话，就到那家百货公司根据礼品单挑选，还可以有一定的优惠。

有一次，我们到巴黎一家有名的百货公司拉法耶(中国人戏称“老佛爷”)，该公司的地下室就是新婚礼品部，里面商品琳琅满目，从床上用品、玻璃器皿到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在一间敞开的休息室里，摆着许多小桌子，一对对男女青年正拿着笔，认真地阅读商品目录，挑到自己需要的物品时，就填在一张公司提供的礼品订购单上。礼品部里有不少老太太在买东西，可能是为他们的儿女或亲友的孩子选购结婚礼品。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法国先同居、后结婚的人多了起来。我们认识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女青年，她和未婚夫已同居了三年，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有了，他们俩的亲朋好友就根据他们的意愿，合起来送一张出国旅游的机票。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但是，对我们这位部长朋友送什么呢?我们的情况很特殊，他是身份很高的人，我是中国驻法国大使，既有私人交情，也有两国间的友谊，礼品既要符合各自的身份，也应有象征意义。我们商量决定，送一件能长期摆放的礼品，让他们看到这东西，就想到这是中国大使送的。施燕华在使馆礼品库里挑来挑去，挑了一套紫砂茶具。中国的茶文化是世界闻名的，而这紫砂茶具又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紫砂外包了一层锡刻图案，图案以牡丹花为主，象征荣华富贵。这茶具既可以沏茶，也可以用来盛咖啡，不仅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持咖啡的香味。如果作为艺术品，放在客厅的装饰柜里，也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

可惜国内许多艺术品都没有外文介绍，更别说设计者的姓名了。这同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是不注重个人的作用的。在欧美国家，一件很小的礼品，除了精美的包装外，通常都有一张卡片，说明这类艺术品的历史，艺术家的名字等，在送礼品时，也宣传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有了这样的介绍，礼品的身份就提高了。于是，我请一位法语干部写一份关于紫砂陶瓷的介绍，打印得漂漂亮亮，放进了盒子里。

婚宴在一家高级俱乐部里举行，前往出席的客人很多，而我们是惟一的外国大使夫妇。进门后第一间大厅用作宴会前招待会，客人熙熙攘攘，新婚夫妇春风满面，热情地招呼着新到的客人。大厅的一角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包装鲜艳的各种礼品。我们的礼品体积较大，放在那里十分抢眼。几天后，这对新婚夫妇还特意写信感谢我们送的礼品，这是他们收到的惟一有异国情调的礼品。

宴会餐桌分别设在四间大厅里，每间大约有三四桌。最大的一间也只有四桌。我们与新婚夫妇及巴黎一些名流坐在第一桌。这对新婚夫妇是重新组合的家庭，双方各有两个孩子，都不到十岁。四个孩子碰在一起，就刮起了“人来风(疯)”。他们到处乱跑，捉迷藏。一个小女孩钻到了我们的桌子底下，被一个小男孩抓住了。他们在桌子底下玩了起来。女孩问男孩：“他们不是早就住在一起了吗，为什么还要结婚?”桌上的成年人听到都笑了，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桌子底下拽出来，说道：“别淘气，上那边吃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