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官真实讲述：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本书作者是一对驻法外交官夫妇。他们记录了从1998年到2003年近5年时间在法国所见所闻，其间，不仅汇报了他们在外交工作中的政治见闻，也涉及了法国的社会、文化、习俗等内容。全书语言通俗，且附有大量相关照片。阅读本书，将有助于读者了解外交工作，了解法国。
1998年11月，我奉调到法国任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原是驻卢森堡大使，随任到法国工作。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但我对法国了解很少。到一个大国担任大使，我深感责任重大，底气不足。所以在赴任前，我走访了所有当时健在的前驻法国大使：韩克华(已故)、姚广(已故)、周觉、蔡方柏。他们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治馆方略对我日后开展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日内瓦机场坐落在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离代表团驻地开车才十分钟的路程。到机场候机楼，看到对面一个细高的身影向我们走来，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紧紧抱住。啊，这是苏丹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易卜拉辛，他怎么来了?我是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各国际组织的代表，代表离任时，通常由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处礼宾司的一名官员送行。各国代表在我的告别招待会上都已道别，按惯例，都不必到机场送行。易卜拉辛对我说：“我是特地来为您送行的。中国是苏丹伟大的朋友，当西方的勘察队都说苏丹没有石油时，只有中国的勘察队真心诚意地帮苏丹勘察，为我们找到了石油，帮我们开采石油。现在苏丹的经济大有起色，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他的话真诚恳切，使我非常感动。其实，帮助是相互的。在日内瓦人权会上的斗争，我们靠的就是这些“穷哥儿”们。每当我向这些国家的大使们介绍中国的立场，要求支持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请放心，中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肯定支持你们。”作为一名中国的外交官，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我还想到曾在苏丹艰辛创业的石油勘察队，他们不仅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外交工作。没有国家的强大，我们这些外交官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12月7日，我在会见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时，雷主动表示，希拉克总统考虑到中国大使参加不了团拜不好，同意在年底前接受国书。过了两天，礼宾司长格拉塞正式致函给我，通知我12月16日12时15分在爱丽舍宫总统府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我很高兴，我终于说服了法国人。

大使是由国家元首任命的，是国家元首派往驻在国的代表。大使抵达驻在国后，必须向驻在国的国家元首递交其国家元首签署的“介绍信”，也就是国书。国书内容非常简单，一是任命某某人为驻某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希望对方予以接待，并对其工作给予信任和帮助;二是召回前任大使。驻在国国家元首接受新大使的国书，意味着新大使可以开始代表其国家元首在驻在国开展工作。递交国书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1999年12月16日，是我递交国书的日子。我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在荷兰、卢森堡等君主国家，凡是有君主出席的正式活动，服装上的要求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其礼仪，否则就会被误解为对其领导人不恭敬。在外交活动中，穿衣戴帽、举手投足都包含着政治含义，外交官对自己的衣着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尊重当地的习惯。在伊斯兰国家，女外交官和外交官的夫人外出时，都必须戴头巾，在伊朗，还要像当地妇女那样，披一件大黑袍。

1994年，我向荷兰女王递交国书时，要求穿燕尾服，系黑领结，女士则要穿拖地长裙，戴帽子和手套。这是西方文明中的礼节，亚非拉国家未必习惯。作为变通，有关国家也允许穿民族服装。非洲的大使就穿非洲大长袍，也显得十分隆重。咱们中国人就穿中国的民族服装，黑色中山装。法国的礼仪比这些君主国家简单，法国人常骄傲地说自己的国家是“共和国”，不讲究封建的繁文缛节。大使递交国书时只要求穿深色西服，并不要求穿大礼服。我挑了一件深色西服穿上。

接着，记者进来照相，希拉克总统让我站在中间，在我的两旁是总统和外长。我觉得不好意思，推让说，总统应该站在中间，希拉克说：“不，不，大使在中间。”我推让了两次，希拉克都坚持要我站在他和外长的中间。“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在他们中间站定。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戴高乐将军递交国书时的照片。当时也是由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陪见。黄镇大使站在戴高乐的右侧，德姆维尔站在戴高乐的左侧。我是第八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三十四年过去，我居然站在总统和外长的中间。

递交国书后，希拉克总统请我到旁边的一个客厅坐下，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法关系进行了交谈。我请孔泉公使衔参赞参加。我和希拉克总统谈得很好，时间长达45分钟。法方告诉我，总统与新任大使谈这么长时间是少有的。谈话结束后，总统将我送至客厅门口，格拉塞把我送到爱丽舍宫门口。这时车队已掉头，军乐队和仪仗队也已调到车的右边，即我上车的一边。

五天后，我与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共进晚餐，他告诉我总统对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谢他为我递交国书作出的努力，雷借用了我的一句话来回答我：“中国终究是中国

罗伯尔是大使官邸的一条德国牧羊犬。它身材高大，一身棕色的毛浓密锃亮，两只耳朵长长的，一有动静便警惕地竖起来，显得十分威武。使馆的同志们都说这狗有“灵气”。我们到达那天，它就早早地从后院跑到前院，坐在楼前就再也不动了，直到我们的车子开进院子，它“噌”地从地上站起来跑到我们的车子前，在我俩周围转悠，这儿闻闻，那儿闻闻，最后确定这两人是“好人”，就仰起头撒娇似地舔我们的手，然后“人来疯”似地跳来跳去，显得十分兴奋。使馆的同志们说：罗伯尔领悟到“主人”来了，今天格外兴奋、热情。我抚摸着这条漂亮的狼狗，脑海里涌现出了童年时代可怕的一幕……。

1947年春天，我才8岁，在南京陶行知先生办的知行小学上四年级。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同学们在教室里上劳作课。老师教我们用黄泥做小房子。但是课桌太小，胳膊碰胳膊，施展不开。不知谁说了一声：“嗨，外面太阳这么好，咱们到外面做多好！”话音未落，许多人跳了起来，手握着泥巴，像一群快活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跑出了校门。

每年元旦过后，许多西欧国家都有新年团拜的习惯。所谓新年团拜，就是国家元首在外长陪同下，会见各国的使节。外交使节在递交国书后，只有在一些大型的礼仪活动，如第三国的元首来访，或本国重要人物来访时陪见，才能见到驻在国元首，平时很少有机会见到驻在国的国家元首，更别说单独会见了。因此，新年团拜是外交使团的一项重要活动，在这种场合上，不但能见到驻在国的首脑，与之交谈几句，还能结识别的大使，有“事半功倍”之效应。

我到任后的第一次新年团拜安排在1999年1月7日下午5时。使节们在4时45分前都已到达爱丽舍宫的节庆大厅。出席这样重要的活动，迟到是很不礼貌的。我们按递交国书日期的次序站好。我是最后递交国书的，自然排到了末尾。使节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与邻近的同事们交谈，等候总统的到来。

我利用这个时间环顾了一下这富丽堂皇的大厅。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四周墙壁用花缎装饰。还挂了几幅巨型壁毯，看来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颜色显得很暗。爱丽舍宫建于1718-1722年，当时是一位伯爵的行宫。后几经易手，曾作过路易十五国王的情人蓬巴杜尔侯爵夫人的寓所。1809年3月，拿破仑在奥地利战役前在爱丽舍宫住了一个月左右。此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英国公爵威灵顿等都在这里小住过。1848年，路易?菲力普国王将爱丽舍宫变为国宾馆，接待外国来访要客。1848年12月12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将爱丽舍宫作为总统府。

我很后悔，没有早点把他送我的三幅字送去展出，现在展览快结束了，来不及了。犯了一个错误。”我趁机邀请他去参观书法展，他欣然同意，说准备10日去，希望我能陪同。他站在我面前谈了足足有四五分钟。这是我到巴黎后第二次见到希拉克，他对人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见完毕，希拉克总统退场，法方其他官员留下，鸡尾酒会开始，大家自由交谈。使节们对希拉克在我面前站了那么长的时间很注意，不少使节走过来不无羡慕地对我说，希拉克总统同你谈了那么长时间，对你很友好啊！

在酒会上，我同外交国务秘书若斯兰谈了几句，我在前一天的到任招待会上才认识他。他对我说：“你的到任招待会很成功，所有的巴黎人都来了。”当然这话有些夸大了，但我1月6日的招待会气氛确实很热烈，各界重要人士都出席了。开局有利，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使馆在乔治五世大街11号。这条大街连接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上的阿尔马桥。巴黎的街名有的以法国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命名，如雨果、巴尔扎克、戴高乐、福歇等，有的以法国经历过的几次大战役地点或盟友的名字命名，特别是拿破仑打胜仗的几个战役地名，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役名和盟国领导人的名字。著名的滑铁卢大战，因为法国惨败，没有资格在巴黎的大街上拥有一席之地。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民族自尊心。

乔治五世大街建于1858年，当时叫做阿尔马大街，以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于1854年在阿尔马击败沙皇俄国的军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名为乔治五世大街，因为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法国结盟战胜了德国。

巴黎的街道名，像一本敞开的历史书，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法国人是尊重历史的，巴黎有一个小广场名叫斯大林格勒广场，是在1945年为纪念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而命名的，显示了法国人对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牺牲的苏联人民的敬佩。早在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格勒就已改名为伏尔加格勒。而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广场却岿然不动。我曾问过一些法国高级官员，为什么不把它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他们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历史。意思是说，历史是不能更改的。

19世纪时，乔治五世大街上住的都是贵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使馆所在地11号曾是法国的糖业大王勒伯第的私宅。1936年下半年，时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的顾维钧先生以500万法郎的价格买下了这幢四层楼房。从1937年3月1日起，这幢楼就正式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馆址。1964年中法建交，这幢楼作为外交资产，属国家的财产，人民共和国有继承权。所以当第一任大使黄镇到任后，经过一番交涉，乔治五世大街11号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的馆址。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任驻法大使。上任第一天，我在第二把手、公使衔参赞孔泉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及会客厅等地转了一圈。现在，这座20世纪初建的大楼既保持了法国的古典风格，又布置了许多中国艺术品，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如果几经沧桑的墙壁能说话，它会告诉你多少故事！

我听说，在顾维钧买这楼之前，有过一段可笑而令人心酸的经历。1932年10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的公使。当时中国与法国不是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对方只设公使馆，原因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没有资格派大使。国家弱，就被人瞧不起。